●倪向陽

    想精準界定“烏蘭浩特”什么時候成為“城”的，真的很難。
    先說“浩特”兩個字，蒙語音譯為漢語，初始稱蒙古族牧人居住的自然村，而后泛指城市、城郭、城鎮(zhèn)等人口聚居區(qū)域。亦村亦鎮(zhèn)亦城，可小可中可大，涵蓋面挺廣。
    史載，烏蘭浩特地區(qū)在春秋戰(zhàn)國時期和漢代初期，即為東胡、鮮卑等少數(shù)民族活動之地；元、明、清三代朝廷皆設郡府轄治?？滴跞辏?691年），扎薩克圖旗第三代郡王鄂齊爾在此修建家廟，地名遂稱“王爺廟”；民國時期，東北軍興安屯墾公署第一墾殖局將王爺廟改稱“興安鎮(zhèn)”；日偽時期的1932年，再改稱“王爺廟街”。直至1947年5月1日，內(nèi)蒙古自治政府在王爺廟街誕生，紅色政權能以“烏蘭浩特”之名（蒙語譯為“紅色的城市”），相映生輝，相得益彰?！盀跆m浩特”從此獨樹一幟而聞名遐邇。
    從正式命名“烏蘭浩特”開始，算一座城市的起點嗎？因為“浩特”本身自帶城市的意蘊。我認為，僅從字面、字意上算起，還似乎欠妥，仍須從城市的功能及形態(tài)上做文章才好。
    查“城”字，當數(shù)東漢文字學家許慎的定義為圭臬，他解釋說：“城，所以盛民也。”可以進一步理解成：“民，乃城之本。而在人的各種需求中，安全無疑是第一要義，宜居舒適應該是本來面目?！边€要加上“城市是一種特殊構造，這種構造致密而緊湊，專門用來流傳人類文明的成果”（路易斯·芒福德）。
    種種論述疊加，考證烏蘭浩特成“城”就有依據(jù)了：一有眾民聚居，二有官府行政，三有安全舒適，第四個“有”更為重要——“專門用來流傳人類文明的成果”?；诖?，我個人判斷，烏蘭浩特地區(qū)成“城”的時段應為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初（1930年——1937年間）。

    確切的人口統(tǒng)計因當時沒有條件實施普查，只能用“眾多”勉強概括，期間歷經(jīng)民國、日偽統(tǒng)治，又有內(nèi)地漢民陸續(xù)批量移入，居住房屋逐漸增多，街巷道路縱橫延伸，行商坐賈的“買賣人”開店鋪、立作坊，貿(mào)易流通各業(yè)從小到大，從少到多，招牌字號初萌即興，頗有幾番“城市”的氣象。但還不夠，從“流傳人類文明的成果”這一最重要功能來看，這一地區(qū)它是否具備？

    再查史料，學校的建立即教育的興起，從1881年扎薩克圖旗的私塾的創(chuàng)辦可見一斑：“小康之家延師教授子弟者約10余處，學生不足百人，皆學習蒙文?！倍罄^續(xù)發(fā)展到全旗各主要村屯均建有私塾的規(guī)模，再往后，地方學校、國民優(yōu)級學校普遍開花。更讓人興奮的是，1930年以后，這一地區(qū)（時稱“王爺廟街”）出現(xiàn)了高等學校，據(jù)《科爾沁右翼前旗370年》文史叢書記載，稱“興安陸軍軍官學校，始建于康德元年（1934年）；興安學院，建于偽康德2年（1935年）；蒙民習藝所，建于為康德5年（1938年）；育成學院，建于偽康德6年（1039年）；師道學校，建于偽康德8年（1941年）；興安女子國民高等學校，建于康德8年（1941年），其前身始建于1937年。還有警察學校、興安醫(yī)學院等。”至此，這一地區(qū)的教育已成系統(tǒng)，兼及各業(yè)，“流傳人類文明成果”這一功能日趨完善，盡管教學內(nèi)容有糟粕與精華并存的弊端在，是由當時的歷史條件與環(huán)境造成的。
    可以理直氣壯地說，烏蘭浩特于上世紀三十年代，即完成了由村屯變?yōu)槌鞘械镍P凰涅槃，化蛹而成蝶。
    “九·一八事變”發(fā)生在1931年，即使是在國難深重的年代，即使烏蘭浩特地區(qū)淪為日本帝國主義殖民地以后，民族的覺醒，人民的反抗，反而與時俱增，具體而集中地體現(xiàn)在蒙古族各界人士倡議興建成吉思汗廟上。
    侵略者都奉行“奴役一個民族，最好是讓他們忘掉自己的歷史”——日本帝國主義者亦不例外，他們口頭鼓吹“日蒙親善”，實則褻瀆成吉思汗的圣靈；他們實行奴化教育，建神社，講日語，拜天皇，妄圖把淪陷區(qū)的人全部“改造”成日本人，既亡國又滅種，用所謂的“大東亞共榮圈”永久地把5000年的中華文明古國?為己有。
    與侵略者的奴化、同化政策針鋒相對，“1940年春，部分蒙古族知識青年提議在王爺廟興建成吉思汗廟，通過紀念成吉思汗增強民族意識，振奮民族精神?！保ㄒ姟犊茽柷哂移烨捌?70年》文史叢書第177頁）?！肮こ逃?941年5月5日開工奠基，歷經(jīng)三年，于1944年10月10日建成，并舉行了落成典禮。”（同上書第178頁）。
    被開國領袖毛澤東尊譽為“一代天嬌”的成吉思汗，有了供奉、紀念的莊嚴殿堂；這位奮發(fā)踔厲、開疆拓土的中華民族的英雄豪杰，傲立罕山之巔，俯瞰東北大地，雄視白山黑水，震懾虎豹豺狼，以雄鷹怒展雙翼之勢，激蕩家國浩然正氣，“還我河山”之凜然吶喊“于無聲處聽驚雷”。“流傳人類文明的成果”，續(xù)寫中華民族的英雄史詩，成吉思汗廟的興建，當推大德首善，永志難忘。
    內(nèi)蒙古自治政府的成立，給烏蘭浩特地區(qū)的城市建設帶來巨大轉(zhuǎn)機。
    首腦機關的辦公場所，如內(nèi)蒙古黨委、內(nèi)蒙古自治區(qū)政府、烏蘭夫主席辦公處、內(nèi)蒙古軍區(qū)、烏蘭浩特市委政府等均各得其所，從舊照上看，房舍建設上還屬于“新潮”的；新聞單位如內(nèi)蒙古日報社，位于市中心區(qū)位，原是日偽時期設置的軍警憲特機關駐所，建筑牢固，內(nèi)蒙古日報社西遷呼和浩特之后，原址留給科右前旗人民醫(yī)院使用，一直到2017年醫(yī)院遷走，該樓仍然“徐娘半老，風韻猶存”。
    及至上世紀五十年代，烏蘭浩特的市政建設進入一個嶄新階段，其代表性建筑有兩座，一個電影院，一個劇院，體現(xiàn)城市文化生活“升級”、“擴容”。說到影劇院建設，我要介紹一個人，他就是我的父親——倪振華，時任烏蘭浩特市房產(chǎn)科科長。那個年代的黨員干部，任勞任怨與嚴于律己，是出了名的，“毛主席怎么說咱就怎么做”，幾乎不用諸如紀檢委、監(jiān)察部、反貪局什么的“盯著”“巡視著”，如果做了“對不起黨的事”就成了個人及全家的奇恥大辱。承建影劇院，人生頭一回，父親在那一時期算是跟工程“摽”上了，沒日沒夜沒星期日禮拜天地“釘”在工地上。當時我四、五歲，有時好奇隨父親到工地“旁觀”，一看就是大半天，畢竟父親他們蓋的是烏市最高最大最新式的兩座樓哇。2011年4月9日那天，憑著兒時的記憶，我寫了《吾父乃建國前黨員》一首七律詩，記下父輩的形象，錄下家風的遺珍：
飯粒桌邊用筷粘，時聞父囑惜三餐。
扛活背烙為奴印，敬業(yè)深明建國難。
日記紙黃書兩面，自行車破走千山。
燈前引線瞇花眼，補襪心無半縷貪。
    “篳路藍縷，以啟山林”，這一成語，我體會頗深。走到如今，烏蘭浩特早已與過去不可同日而語了；經(jīng)半個多世紀的努力，城市化可謂突飛猛進?；氐匠跏?，檢視初心，中國城市化，不應該只是物質(zhì)豐滿、秩序匱乏的鋼鐵水泥森林，不能以透支環(huán)境為代價，不能丟了特色而“千城一面”，更不能成為文化的“沙漠戈壁”，因為城市的核心是人，“城，所以盛民也?！?br />

天地形勝，城以盛民，而文明興焉。

    【本文作者】倪向陽，筆名陽關，生于1948年8月，畢業(yè)于內(nèi)蒙古師范大學文研班。資深報人，曾先后創(chuàng)辦《興安日報》《準格爾礦報》《興安文學》《內(nèi)蒙古商報》《興安商道》《有機農(nóng)業(yè)報》等。其詩歌作品《致白鴿》獲內(nèi)蒙古自治區(qū)首屆“索龍嘎”獎；七言律詩《參加紀念麥新音樂會有感》獲“中華詩詞獎”。先后獲“內(nèi)蒙古好新聞獎”、全國“小小說”一等獎等。作品集《陽關格律詩詞選》是內(nèi)蒙古第一本正式出版的格律詩集，計有詩詞歌賦作品近300首。出版后，有近10首詩詞被《中華詩詞》《詩刊》《草原》等選發(fā)?，F(xiàn)為中華詩詞學會會員、中國散文學會會員、內(nèi)蒙古烏蘭浩特市作家協(xié)會名譽主席。
責任編輯:李斌